(31)朱熹《答张钦夫论仁说》所引，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0页。

这种重新分别经传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是为六经正名。(43)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78页。

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范畴。注释： ①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二者，由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理论看，诸范畴既是身体工夫，亦可谓之形而上的道体。(56)关于章太炎论庄子与儒家的关系，参见杨海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文史哲》2016年第2期。所以，人们如能应用好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用六之义，便可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证悟圆成实自性的涅槃境界，令乾坤之动(资始、行健、时行、恒审思量等)由是止息，不生不灭。

无所得则离能取、所取相，悟空、有二宗，破名相之执著而内证于心，是以有德，是谓通达位、地上圣者，体会真如，得见中道。(30)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五》，僧祐、道宣：《弘明集广弘明集》，第102页。虽然灾异、受命之论在王莽和东汉末年，依然成为政治转变时期的重要话语，但是已经成为权臣夺权的思想武器，而非士人对于权力的制约。

一般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义例有很大的贡献，康有为甚至觉得董的贡献可比之于欧几里得发明几何公式[5]323。五、董氏春秋学和儒学的转折 徐复观对于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有一个基本的设准，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即对于政治生活的人民主体的突显，这也是真正的史学的精神。至于统治者及后世小儒，恰恰把它倒转过来，以致发生无穷的弊害，这是仲舒始料所不及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提一下董仲舒因为提出独尊儒术的策略而导致的儒学制度化的转折，从而确立了儒学与中国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春秋繁露》对《公羊传》的发挥和突破呢？刘宁的说法值得注意：《公羊传》通过《春秋》与一般史法与习惯说法的对比来探讨微言大义，这说明它还是重视《春秋》与史书的联系，但在《春秋繁露》中，《春秋》与‘史的联系则被尽可能地弱化，《春秋繁露》的模拟推度，完全是就《春秋》记事之间的异同进行对比，不再论及《春秋》对一般史书修撰之法的变化。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衡水学院学报》第20184期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 徐复观 董仲舒 公羊学 春秋学 。

我们知道，先秦儒家对于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在于交互责任，君主的地位来自于他的德行而非天意或暴力，这一点也体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他认为《史记》和《汉书》都认为他们是同辈①，而从西汉公羊重要人物吕步舒、赢公、眭孟等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及门弟子，由此可断定两汉公羊之学乃出于董仲舒而非出于胡毋生，可破千载的迷雾②。孔颖达疏云：属，合也。这些都是要把君主神秘化并提升其权威的观点。

徐复观先生缘何对两汉的思想关注甚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结盟的开端。尽管董仲舒广泛吸收各家思想促成了儒家的转折，但是，其儒家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丝毫改变。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玉英第四》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

徐复观先生将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是天人一也，认为董仲舒天人相类的说法，实际上是消除了天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构成了对天的神秘性的消解。并由此推论出《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而孔子因此不仅是为汉制法，而且是为万世制法的圣人。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经和权的问题。[8]20 孔子为什么要在定、哀之际多微辞，一般是认为那是孔子亲历的时代，可能是出于尊上还是保全自己的目的⑦，故只能采取讳而不隐的方式。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微言 第四、五、七、八条材料，主要是关于春秋的微言。这样的立场也影响到他对于公羊学方法的归纳和总结。如果说，唐君毅和牟宗三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阐扬和超越精神的发掘，那么徐复观和张君劢则更关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分析。因此，汉廷五经博士，无形中便让公羊《春秋》占了主脑与领袖的地位[2]。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之。

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因此，天道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

董仲舒是如何理解孔子作春秋的意图的，徐复观以《盟会要第十》《正贯十一》和《十指十二》这三篇作为理解春秋大义的关键⑩。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

一部分人侧重于制度建构，例如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朝仪，以及儒生们对于明堂、封禅等制度的讨论，使儒学与实际的政治运行不断地结合。他举《竹林第三》开头的一段话来解释从文化的角度，夷夏的定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

董仲舒对此采取的是不合作的策略，但是他的思想中已经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权威和等级的肯定方面。4.夷夏之辨与仁义法 夷夏问题在春秋学中对应的是异内外的义例，由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以夷夏是一直被用来区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一个理论依据。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徐复观先生对先秦文献中的指曾做过专题的研究，他不认可冯友兰先生等将《指物论》中的指解释为共相的做法，认为这样的解释忽视了指所包含的主观判断的成分。

如果说仁义论说是正面劝告的话，那么秦汉以来一直盛行的灾异观念便成为董仲舒所能想到的制约君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之前的文献中，元主要是本原和原始的意义。

如陆贾、贾谊、赵绾、王臧、辕固生等一直在强调儒家的德治相对于法家的压力政治的优越性。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灾异的奏议几乎被处死的时候，董仲舒就不敢再提灾异这一端了。

余英时先生认为，即使说阴阳五行的植入导致儒家在汉代的转折，那也只是超越哲学的层面的事，至于文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之类，则汉儒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先秦旧说。因此，从董仲舒试图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寻求合法性的自然依据的时候，奉天法古只能视为策略，而理论上依然需要一个作为天道、王道、人道共同的形上基础的元作为普遍法。

董仲舒的天具多元性，因此，从天的神圣性可以推论出人性之庄严。第二个是他要使《公羊》成为其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对武帝北攘匈奴，南服南越，开疆拓土，对于归附者率与以优渥地处理，不能说没有发生影响一面是革秦之旧，排除了百家，一面是复古之统，专尊了六艺，专尊了古王官学，而同时又是汉代新王之创法，与古王官学性质又不同。

在之前的文献中，元主要是本原和原始的意义。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

董仲舒要担负儒学形态转换的任务，势必要对儒学本身进行体系性的重建，如果说《春秋》公羊义法的建立为他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的话，那么董仲舒体系性重建的核心工作便是对天人关系的新综合。董仲舒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

但在我看来，如果放在汉代的情景之下，可能神秘之天，其教诫作用，更为明显，也符合董仲舒对于天的设想。或许很多人深受侯外庐先生等将董仲舒看作是汉武帝旨意的演绎者和封建制思想统治的发动者的影响[14]，如果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正确性，那么，如何理解徐复观对于董仲舒的春秋学纲领的解释，对于理解董仲舒对汉代儒学的意义关系重大。